中国继续加大对俄购电 一季度购电超3.3亿度

金砖国家不仅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改革呼吁，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来提升内部成员货币合作的水平。

下面图形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CPI都有了一个显著下降，然而具体观察可见上世纪90年代日本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5%，CPI年均增速约为1.2%。2012年西北大学戈登教授（Robert Gordon）发表题为增长是否终结？（Is economic growth over）论文，分析美国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深层限制。

要旨是认为通缩几乎都是总需求萎缩带来的，通缩会通过自我强化效应导向经济大萧条灾难，因而决策层不应等到通缩变成现实后才实施刺激政策以应对通缩，而应先发制人实施超常刺激政策以避免通缩。还有一点也重要，鉴于通货紧缩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所以货币当局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策略，在没有出现通缩时就采取强势再通胀政策加以防范。负债-通货紧缩会内生一个螺旋式自我强化效应并导向萧条，因而应采取强势手段通过货币与宏观政策制造通胀加以应对。英国在1781-1929年148年间，通胀年份67年，通胀时期年均物价上涨6.5%，通缩年份共有68年，其间物价年均下降5.1%。一般物价属于顺周期变量，物价下降通常与经济不景气和衰退相联系，对经济高涨时期过度扩张失衡发挥调节作用。

格林斯潘早年坚信货币学派观点，甚至写过捍卫金本位文章，经济哲学上本是比较保守取向的。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表现与其高速追赶时期比较确有巨大反差，日本上世纪80年代宏观政策对90年代初经济波动产生直接影响，然而把一个大国经济几十年长期表现呈现的相对稳定特征，归结为主要由于没有实施更强刺激政策的解释观点过于牵强了。以上事件似乎预示着全球金融权力格局及国际金融体系正悄然发生改变。

首先，将单一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此外，欧元、日元逐步发展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矛盾。加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频繁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超发货币的手段转嫁国内危机，美元遭受史无前例的信用危机。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由此推动全球金融权力格局、运行规则以及组织机构发生变革正当其时，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初步显现，主要体现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多元。

如前所述，广大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与机构中的话语权不足，面对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吁，美国依然固守着维护美元霸权的保守主义思想，千方百计阻挠与拖延国际货币与金融改革。IMF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颇有争议的表现使许多国家由此开始更多关注区域贸易安排、大规模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网络、区域性外汇储备合作机制。

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依然是当前最有权威与影响力的机构，新兴金融机构要与它们形成良性的互动与竞合关系，而非政治对抗与争抢业务和势力范围。在经济增长迅速的亚洲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2020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就高达8.3万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迫切需要通过海外贸易销售过剩产能、扩大对外投资获取原材料，国际金本位制度确定了汇率比价、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较好适应了当时日益增长的国际支付与结算的需求，有效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大起大落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与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活动，并导致资本的跨境无序流动。

相比之下，中国则在近年来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其次，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关系。美国拖延IMF改革、实施重返亚洲战略、通过TPP和TTIP续构国际经济新规则、游说施压盟友抵制亚投行，其用心可见一斑。上世纪60年代中，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使经济实力大为削弱，以及来自快速崛起的西欧及日本的贸易竞争，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从而愈加难以维系美元的汇率稳定。

在对外债务不断累积的情况下美国继续通过发行美元以偿还旧债，还利用美元战略性贬值以稀释实际债务。此外，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六成。

其次，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结构未能对当前国际经济的格局变化做出正确与积极的反应。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拥有超强的制造能力且控制产品上下游增值环节、拥有强劲的国家竞争力并获取巨额黄金及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本国货币信用才能被各国所自然追捧，并逐步成为国际基准货币，由此建立以本国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取得国际金融秩序与治理的主导权。

例如，根据IMF规则，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投票份额通过率，这也就意味着拥有16.74%投票权的美国对所有重大事项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以维持其信用，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美国通过享有发行国际货币的特权支付其进口贸易和进行对外投资，并通过其扩张性货币政策制造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外部效应。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与特征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增加。作为传统世界格局中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美国一直把维持霸权视为终极目标，千方百计遏制其他国家的崛起势头。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已多次要求国会尽快批准IMF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让渡更多的权力给发展中成员。

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从初始就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强调体现平等、包容与互补精神，这与世界银行和IMF所遵循的大国主宰、小国从命的中心—外围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无疑将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实现国际货币与金融治理改革。

据世界银行测算估计，目前全球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的资金总需求约为1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仅能够提供600亿美元，再加上私营部门的投资也只有约1500亿美元，投资的供需缺口非常巨大。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沉重打击，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贡献及影响明显降低。

然而，国际金融体系及权力格局的调整及再平衡之路绝非坦途，中国积极推动传统国际金融秩序变革和新制度与规则的构建，必将面临一系列挑战与考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经验与规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又将如何？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将在国际金融新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 近现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英国主导的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二是美国主导的以美元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

此外，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对经济危机有时反应迟缓，内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国家与人士呼吁改革。另外，在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货币中也未能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加入。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国相继仿效。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国内流动性过剩加之缺乏有效、审慎的金融监管导致了战后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金融危机。

具体而言，金砖银行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融资，其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预计于2016年开始放贷。同年10月24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机场、铁路、港口、公路、电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英国由此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元对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强烈冲击，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难以为继。在现行体制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它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亚投行旨在支持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

最终，在1944年7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美国的怀特计划力压英国的凯恩斯计划，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1860年，英国生产了近一半的世界工业产品。凭借强大的制造业、贸易与航运优势，英国建立并主导了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体系。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己实际行动的示范效应倒逼现行国际金融治理制度的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建立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并构成了未来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的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两行一金目标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功能凸显发展导向。

最后，中国应继续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开展与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强政策协调，形成责任与命运共同体，共同参与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构建，提倡不是以新霸权代替旧霸权，而是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体系。【摘要】纵览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变迁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国际金融的权力格局须与国际经济的力量格局相匹配。

首先，如何处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新兴经济体角色升级，国际金融权力格局更加均衡。